中日关系败坏 日本人自己是怎么分析的

戴为群

来看看中日关系败坏 日本人自己是怎么分析的.. 时事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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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岛英一（东京）

　　1972年，田中角荣为了恢复中日两国邦交而访华。他见到周恩来时说：“若这次谈判一无所得，我们在下次大选时就惨了。你们倒轻松，没有选举这一关。”这句话显示日本政坛上的一位风云人物怎么看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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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结论有失公平。吉登斯(A.Giddens)指出过，一个国家无论采取任何政体，只要它是国家机构和人民互动关系很密切的现代国家，国家机构都得努力实现人民的意愿。这一点，中国也不例外。而日本政客往往认识不够深刻或简直忽略的，也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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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1世纪后，看到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愤怒如此激烈时，日本人很容易陷入两个误区。

1 x* ?, [2 j. m1 `认识中国的两个误区

　　其一是本质化。犯这种错误的日本人，拿“日本文化的优良传统”来辩护自己的健忘，也批判中国人“记仇”的毛病。例如：“日本人认为人死后都成佛，所以一向尊敬死者。不管他是战犯还是罪犯，死了都要平等对待，才没中国人那么小心眼。”

　　可是，以文化的相对性为理由来拒绝对话，这种态度只是一种思考的停止，理智的怠工，甚至是卑鄙的逃避。再说，事实说明，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的。90 年代日本山口县萩市，欲与福岛县会津若松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却遭到对方拒绝。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30％以上的会津若松市民不愿意与山口县人友好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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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x- B2 ?; ^7 L　　那是1868年长州藩(今山口县)作为“官军”进攻会津藩(今福岛县)，残杀士兵后还不许埋葬，火烧民居，奸污妇女，抢夺财物的缘故。都快130年了，三成以上的会津若松人尚未忘记这仇恨，莫非他们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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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是官本位思维。中国的政治系统看起来很单纯，原则是党领导一切。可是，既然领导人不是通过全民选举选上的，领导人的合法性自然就不在过程而是在结果。如果在党的领导下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也不见成就，令人民失望，其合法性就难免有人质疑了。

　　如今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日益严重，矛盾随时都有可能升级为阶级矛盾。此时此刻，中国***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给经济精英阶层的入党开了个绿灯，经济资源就这样渐渐地成为政治资源了。国有企业工人和农民曾形成党的群众基础，但如今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被边缘化了。

/ H; e3 R6 R. b* e* a2 B2 I8 ~　　被边缘化的多数人对执政者来说是绝对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对群众的感受还能不敏感吗？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虽然含有不理智的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人性的自然表现。国家领导人也不能不尊重它。在对日政策上，轻易的让步，没成果的谈判，都不利于他们的政治地位。

3 `( o- e8 R  w3 K  A6 c' S# q& I　　可是，小泉不顾中方的严重交涉反复参拜靖国神社，日方高层人物还妄言不断，这足以令中国领导人难堪，下不了民族主义的台阶。这几年中国高层人物都不愿与日方高层交谈，甚至今年5月吴仪在访问日本时打破外交惯例突然提前回国，都是迫不得已的。

2 N0 t6 W. O4 v1 g5 h" t  {　　经济建设才是中国目前的核心任务，其条件之一是睦邻友好。毋庸置疑，中国***和中国政府的主旋律是中日友好。要不然，今年4月的反日潮之后，中共中央急发机密文件，促使地方各部门为应对反日潮做了大量工作，这是为何？

/ f: y0 ~* W' t' `5 p7 v. ~3 L* \　　去年夏天，中国公安部门冒着惹恼网络“愤青”的险，在江苏南通逮捕了一批将要出港的保钓人士，这不是为了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吗？遗憾的是，有不少日本政客不大注意这些事实，仍认为中国反日潮的主要原因，是1994年在江泽民主导下开始加强的爱国主义教育。那是跟他们分析政治过程的思维方式有关，即：主导权总在“官”方，“民”只是沉默的客体。

要正面对待中国民愤

　　这是一种愚民思想。所以他们的结论是：只要让中国官方回到“未来志向”的道路上，一切问题就能解决了。他们有意愿找中国领导人谈，却没派一个官员去中国通过大众媒体向中国民众解释过，这也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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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 o( ?9 S" [9 |, o# v　　我们该注意美国开始进攻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家后，不断派高层官员到半岛电视台等西亚媒体，用电视节目的形式向当地民众解释美国的中东政策和行为。美国的这种做法显然与日本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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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胡锦涛在雅加达会见小泉时说过：不想再次谈靖国神社。此话弦外有音，他大概想说：“若这次会谈一无所得，我们就惨了。你们倒轻松，没有民愤这一关。”可小泉分明误解了他的意思，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说不想谈，正合吾意。”他以为胡锦涛的“不想谈”代表中方对“未来志向”的认同。

　　由于小泉在本月17日的第五次参拜，是在明年辞职之前，中日关系大概不可能有多少进展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未来志向”，是考虑怎样推进“后小泉时代”的中日对话交流，其前提是：我们日本人应该承认两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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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中国人也是人，一样有喜怒哀乐，追求安居乐业。他们绝不是什么文化上的“另类”。也就是说，中国人对日本感到的愤怒是来自人性的，我们对此应该虚心地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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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中国政治也需要“领导人”的合法性，没有田中角荣所说的那么轻松。它不是什么上情下达的“一言堂”。中国国家的主人是老百姓，日本官方应该正面对待中国的民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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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AJIMA Eiichi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系副教授

linda

分析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