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一段我抄来的东西:+ m3 c& n' C' d6 {* E$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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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的历史 # q) P1 O9 n1 s m# M1 I/ Y ) H' E% V3 ]- a# k人们或许可以由此稍微理解英伦三岛为何因北爱尔兰问题而至今血案不断——历史的孽债往往要用孽债偿还。 - i A. a! Y. ]- o0 ^& W c 9 f4 y/ ]7 Y1 I" j, |0 `; m 我们也可以从这件事质疑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主要基石:西方文明的一体性。亨廷顿并没有对“西方”给出明确的定义,但是从他的各种论述和图表,亨氏所谓的“西方”指的基本上是由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的欧洲白人及其海外殖民后代所控制的地区。因此一个一体化的“西方世界”的存在必须以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两者之间的相互认同和“同舟共济”为前提。爱尔兰数百年来的血泪史因此代表亨廷顿理论的一个大漏洞。 & d0 E8 g% S# y , J) D9 h; h1 U0 o 亨廷顿处处强调宗教是所有“文明”构成中的最主要成分。路人皆知的事实是:当今世界上的各种宗教(或曰“文明”)冲突中,北爱尔兰新旧两教几十年来的流血斗争及其在英伦三岛的蔓延名列前茅。对于处处显示政治文化自我优越感的西方世界,北爱尔兰的确是相当难堪的“家丑”。亨廷顿于是干脆来了个鸵鸟式处理:《文明的冲突》一书长达368页,从头至尾只字不提北爱尔兰。这个“眼不见为净”的自我障目法暴露亨廷顿的理论代表的基本上是“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WASP)的政治观点(亨氏公开自承是新教徒),所以才会在基督教新、旧两教之间根深蒂固的历史矛盾上如此一厢情愿。只可惜爱尔兰和英国之间几百年的冲突是亨廷顿无法抹杀的历史事实。 ( q; k8 u7 w @. Z# V }
6 s* t) n1 a: `& N/ N* ^+ R 英、爱世仇可以上溯到诺曼征服英伦三岛(1066,宋英宗治平三年、辽道宗咸雍二年,司马光开始编写《资治通鉴》):在法语贵族和英语地主同流合污以后,说盖尔语(Gaelic)的爱尔兰土著开始遭受越来越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压力,盖尔语逐渐被英语取代而消亡。等到亨利八世(1491-1547;1509-1547在位)为了与王后凯撒玲(Catherine of Aragon)离婚而和罗马教廷断绝关系、另立英国国教以后,坚持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更遭到宗教迫害的压力。 }* D. o1 Y' z0 p" H4 m4 t* m8 U r# N. D. b+ Z
& i; p' Y9 d l9 j大饥荒使爱尔兰元气大伤 , g3 P @ ~+ }4 S; U% x# b
& m- _3 k) q, v- k* Q* t9 o 1 z" |! ~0 _/ o" ?1 }$ b7 s! X' n 爱尔兰人不服,发起九年战争进行军事反抗,不幸失败。此后的英国大独裁者奥利弗·克隆威尔不仅将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1649,清世祖顺治六年),同时也是镇压爱尔兰人的能手。他将许多新教徒迁入爱尔兰岛,从爱尔兰人那里霸占了大量肥沃耕地。随着信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被女婿威廉三世(玛利二世的荷兰表兄兼丈夫)领导的新教力量推翻而先逃往爱尔兰,最后兵败流亡法国,女婿身兼英、荷两国最高统治者,新教喀尔文派势力空前膨胀(此即英国1688年的“ 5 H2 O5 S& I/ f4 n3 C
光荣革命”),以及法国紧接着以支援爱尔兰独立来“离强合弱”,英、爱矛盾愈演愈深。 0 c; n- n4 M. e0 F) k & [# z3 V3 u8 P8 v, R" u" h 结果是英国将更多的(苏格兰)新教徒迁入(北)爱尔兰以进一步削弱当地天主教土著的势力。1801年(清仁宗嘉庆六年),“联合王国”成立,爱尔兰天主教徒形式上获得了推选国会议员的权利,但英国食言自肥,乔治三世继续歧视迫害爱尔兰人。终其之世,针对爱尔兰的“惩治法例”一直没有废止。到1829年(清宣宗道光九年),即乔治四世末年,“惩治法例”才告作废。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法律地位略有改善后不到15年,马铃薯大饥荒即发生,把爱尔兰社会推向崩溃边缘,招致爱尔兰民族元气大伤,其惨痛过程至今记忆犹新。 " A3 U5 u$ b2 I7 ^ 4 T/ W1 _0 P. t \ 但是马铃薯大饥荒中移民国外(大部分到达北美)的爱尔兰人却为本国的反英运动提供了海外人力和物力资源(直到今天,爱尔兰共和军的重要财源仍旧是美国爱尔兰裔人士的秘密捐款)。1916年,爱尔兰爆发著名的复活节反英起义,其中一名军事领袖便是美国纽约市出生的数学教授伊蒙·德·瓦勒拉(Eamon de Valera 1882-1975)。 ( f8 R/ N+ N ?% j) W5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