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维特的烦恼 小留学生应予关怀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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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维特的烦恼 小留学生应予关怀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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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Q5 |$ T7 K8 @9 _# P" O3 @; K涉嫌杀害多伦多华裔小女孩张东岳的 21 岁留学生陈敏被捕，并对其进行一级谋杀罪的起诉。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人们在几个月的等待中忽然听到破案消息，似乎松了一口气，觉得可以告慰无辜受害小姑娘的在天之灵，同时联系近年来数起与小留学生有牵连的命案，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小留学生是怎么了？这与独生子女教育以及国内片面强调分数、升学、留洋，是否有一定的关系？张东岳案是谁之罪？谁之过？这深深的伤痛，要引起整个华人社会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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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q# E, X, Z/ t! q( [& X不可全盘否定一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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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 j- ?9 ]# t0 l+ J3 S8 E据媒体报导，犯罪嫌疑人陈敏好赌，还欠下赌债，并喜欢出入脱衣舞场。人们不理解这些年轻人为何如此地轻视生活和生命的价值，以及生命本身，人们谈论这群三不管（中国政府、加拿大政府、社会和学校不管）群体的问题，他们作为独生子女一代，出国以后所面临的学业、生活、精神、社交、经济的各种压力和挑战，他们的苦恼、空虚幼稚、心理上的扭曲，以及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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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5 |# ]; k- i' l# N5 X笔者因从小目睹「文革」那肆意迫害人、摧残人的年代，后来又作为「土插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幸在恢复高考后上大学，又赶上八、九十年代初出国留学潮「洋插队」，一直到现在定居海外。以自己的经历为小留学生说句公道话：绝不能因为出了几件涉及小留学生的命案，就否定这一群体，这是不公正的，他们中不少是努力学习、希望学有所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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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J  ]9 T; T+ D其实，每一代青少年都有其特点，都有社会背景下的苦恼和迷惘。回忆我们当年去农村插队当农民的时候，大约就是现在小留学生这么大年龄。那时有那时的社会环境，也出了不少的问题，那一代也有失落的，也有许多自己的伤痛。

6 D) \0 V5 Z; W$ B% x7 ^- n) ~$ ]笔者认为，目前的小留学生，其主要问题是失落、空虚和无助感，由此派生出来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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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P- f0 j, u2 [2 H# {/ T* D环境的改变导致失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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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谈谈失落感。失落感在心理学上被定义为 loss of self identity，即自我身份或人格个性的丧失。根据发展心理学大师 ErikErikson 的理论，青春期人格发展的核心部分是要解决好人格个性(identity) 的发展与个人作用的扩展 (role diffusion) 之间的矛盾。说简单一点，小留学生们大多在国内时家境优越，生活舒适，又是独生子女，倍受呵护。他们的人格人性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是骄嫩的，许多是经受不起挫折的。他们需要的是磨难，需要的是在吃苦中成长，需要扩展自己。

/ P* k4 p% \0 X  T  `6 B本来，出国留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这种环境，来进一步学会培养独立生活、独立思考、独立拼博的能力。但是，他们中一些人一旦失去了国内那种优裕的环境，那种以我为中心的世界，他们就感到个人作用的失去，感到自我的失去，产生个性转变期的心理危机，这就导致了他们心理上产生的强烈的失落感。

空虚感是心理危机的一种现象

% U% N0 D' L3 u1 x7 V空虚感 (Emptiness) 是指一种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感觉。它可以导致人生活在寻找刺激和缺乏真诚的状态之中，如赌博、酗酒、吸毒、嫖妓，当然空虚感也可能导致抑郁症，同时也是个性心理危机的一种现象。

0 r5 T. w) ?4 K2 z) q( _* P; R+ E& J发展心理学指出：如果在高度结构化（即安排好、按部就班）的环境中，比如一切都由家长或生存的环境给安排好了，那么青少年期个性转变心理危机会相对减少，因为本人不用去太努力应付生存或环境的挑战。但过多的父母的包办，只会产生一个依赖性很强、无进取精神、无奋斗精神的弱者，产生一个人格上有缺陷、甚至病态的人。他（她）进入社会以后，自我生存能力差，不会与人正确交往，不懂得怎样适当表达自己的情绪（要么是一人个愤怒的人，要么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也不能理解他人在情感、心理上的需要。这种人往往会把人际关系搞得一
* D( _7 y2 k! t  C- k7 n团糟，无法理解人际关系之间所包含的意义。

无助是许多人的感受

- t" X3 \) c4 m' N0 N再谈谈无助感 (Sense of Helplessness)。无助感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指在没外来帮助的情况下，个人不能正常的进行日常运作，也即没人帮助就没有行动功能；其二是指缺乏帮助保护，同时产生焦虑和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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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会在特定的环境下产生无助感，焦虑感和不安全感，笔者本人就曾有多年的感受。我们那一代留学生，尤其是自费留学的，无助和焦虑感很强。所谓自费，并不是如今小留学生自费留学的概念，他们是父母出钜资供他们留学，我们是经过千辛万苦考 TOFEL 和 GRE，争取到西方学校的奖学金或助学金，到国外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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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八十年代末，当时中国开放不久，对外汇有严格的管制，凭出国护照可以兑换五、六十美元。那一代留学生，许多人是身揣几十美元，一只箱子创天下，下了飞机就要想办法打工挣钱。虽说有些奖学金，交完学费还要吃饭，还要惦计着家人出来陪读，不打工怎么行。我自己就在多年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中渡过。

我们道义上的责任

) M! r. X! h1 c3 N/ F, c但无助感产生的另一个层面是真正缺少关心帮助启发引致，如今的小留学生们缺的正是这些。试问一下：如今大多伦多地区近 50 万华人和众多华人社团机构，有多少真正关心、关怀过小留学生们？翻开中文报纸，侨界、社团领袖们似乎在忙着握手留影、宴会社交，他们为小留学生、为新移民做了多少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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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通过张东岳－陈敏一案，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时候了。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张东岳这个孩子，不仅仅是陈敏这个年轻人，我们所失去的，是整个华人社会的关爱和良知，对此，我们每个人都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这是一种深深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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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在他的名著《战地钟声》（For WhomThe Bell Tolls）中引述十七世纪英国诗人唐恩的诗：「当丧钟敲响的时候，不要去问它是为谁而鸣，它是为你而鸣」。每一位个体的消失都是人类群体的损失，都是人性的损失，因为人性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从而我们也因此对他人具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