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华社：中国民族政策亟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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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萧元恺 黄运荣
7月5日，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严重暴力事件。无论从规模还是死伤人数来看，“7·5”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新疆地区发生的最严重事件。尽管有舆论认为60周年庆典之际“疆独”肯定会“有所表示”，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次事件的发生是“意料之中”，但加拿大华人社区人士认为，仍需要从深层探究原因，否则会继续激化矛盾，引发更大更多的民族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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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K# U, Y, D: b5 d& u暴力事件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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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佩兰奴大学教授朱欣研用“难以置信”和“令人震惊”来形容“7·5”事件。“短短几个小时内，造成100多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如此严重的暴力事件，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朱欣研表示，虽然这是一起偶发事件，但却有着其发生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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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像‘6·26’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这样涉及维吾尔人的斗殴事件，在中国许多地方都曾发生过，甚至可能更加严重，”朱欣研指出，如果没有人在背后支持，没有人要将事情“搞大”，不可能造成这样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物损失。


* E) H) j0 X. C6 d& _1 D9 i7 月7日，上午，随着新车间和新宿舍、食堂完成各项装修、整治，因广东韶关“6·26”群体斗殴事件而暂时中止工作的700多名新疆籍外出务工人员在新疆和广东两地有关部门的积极努力下，正式恢复了正常的生产活动，也逐步摆脱了斗殴事件产生的阴影，开始了新的生活。图为22岁的员工努尔斯曼·买买提（左二）和同伴一道在新车间里加工玩具车坯。新华社
* p+ V- @0 G+ x, T/ O拥有200多个华人社团会员的加拿大华人全国性组织——全加华人联会昨天发表声明，对策划、发动此次暴力事件的不法之徒表示强烈谴责，并支持中国政府依法严惩暴徒，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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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事中国统一大业的加拿大中国统一促进会创会会长梁伟洪，目前人在香港，他在电话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应当以最严厉法律对付那些挑动这次新彊社会暴乱的暴徒，不论是境內还是来自境外的，也不管是汉人或是维吾尔族人，只要是参与杀人放火、存心破坏的滋事份子，都应该一律重刑以对。 ”梁伟洪认为，破坏种族和谐比杀人放火更要罪加一等。

本地学者曾经洞悉先机

不久前刚出席中国西北地区民族与宗教问题研讨会的文化更新研究院院长梁燕城，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从历史上看，西北地区宗教与民族关系复杂，从明清时起就存在比较尖锐的民族矛盾，至今影响社会稳定，这也凸显此领域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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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5 \- {9 B; b% t0 z) q5 g* h梁燕城博士特别提到在新疆和甘肃地区，是穆斯林聚集区，民族关系与宗教信仰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所以有些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应该从更深层次寻找因缘，这样才能对症下药，使民族政策切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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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i- s! U: L# X梁博士有很强的使命感，学贯中西的他并不囿于书斋，提出的观点总能切近社会，所以使他具有超前意识，总在事态演变之前洞悉先机。本报发表对梁燕城的上述采访是在7月2日，他在长达两个小时的专访中主要谈的就是中国西北地区民族宗教与社会和谐问题，几次强调如果处置失当，会有社会失衡之虞。结果3天之后，就发生了“7·5”事件。

; }, p" m3 a9 h$ h2 n中国西北民族问题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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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多年前，梁燕城就把关注的视角投放到中国西北地区，他说因为那里集中了中国民族与宗教关系的主要方面，如果那里能够稳定，有利于整个中国社会结构的稳定，否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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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还身体力行，早在上世纪末他就亲自到新疆考察和访问。他说在新疆境内因为修路，汽车临时改行到以前并不通行的农村小路，在那儿见到路边的小孩、年轻人、老人，都面带笑容，不时向他们这些素昧平生的来访者挥手。梁燕城认为，该地区实际上有建立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不同的民族与宗教也能和平相处，但关键在于更为开放的互动交流，要有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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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乃汉维矛盾之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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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欣研认为，不管将事件的因由归咎于民族矛盾、分裂主义，还是恐怖行为，归根结底是由于宗教造成的。“汉人接纳佛教，所以，西藏虽然遥远，但汉人对藏人并不排斥；相反，由于维吾尔族信奉的伊斯兰教，汉人接触不多，故此，虽然到过新疆的汉人不少，但汉维之间始终存有芥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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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欣研还指出，历史上，中央对西藏采用的多是安抚政策，但对新疆却是武力征服。他认为汉维之间一直互不信任，积怨日深。“改革开放前，中央采取靖安政策，兵团、支边、军工，完全是由汉人去做，由于当时没有多少经济利益，所以矛盾没有凸现出来。”朱欣研分析道，“改革开放后，经济改革后，其他方面的改革没有配套进行，所以，汉维之间贫富差距拉大，加上没有很好地进行民族政策改革，维吾尔族当中分裂主义思潮日渐抬头。”

; o2 `% F3 [( K刚刚到过中国西北地区的朱欣研深有感触地说，西北地区“天高皇帝远”，人们全凭宗教来维系彼此关系。“所以，没有前瞻性的全盘宗教政策，很难安定大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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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反华势力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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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u* l# D4 }7 ~4 }4 y! _  c梁伟洪认为，“7·5”事件又一次证明西方国家对华政策上是不负责任的，它们存在的“冷战思维”仍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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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以美国為首的西方囯家以自由民主為名，容许世界维吾尔族大会合法注册成立，让一群狂热的‘维吾尔族民族份子’分佈在北美洲和欧洲等国家，并招兵买马。新彊‘7·5’事件就是在这特定外围因素下引爆而来的。”梁伟洪质疑，“难道西方国家现已成為‘东突’恐佈份子的温床了吗？”

暴乱仍有深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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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7·5”事件绝不单纯是民族问题，也不单纯是所谓国际反华势力操纵问题，梁伟洪补充说，因为这两个问题过去存在，今天存在，以后也还会长期存在。所以讲这两个问题都没错，但难以解决当下的实质问题，还需要综合地寻找原因。明明知道60周年大庆之际新疆可能乱，为何让事态演变至此，有没有积重难返的体制问题，突发情况下的应变能力，真正的自治关系等等，都值得反思。

. R7 h/ k) P6 ~" m8 E) |朱欣研也指，有些社会问题并不是新疆才有，只不过发生在新疆会带有民族背景，使共同的问题放大化和复杂化了。民族政策可能给予维吾尔族非常优惠，干部比例也有可能向维吾尔族非常倾斜，自治程度也可能被认为非常之高了，但是忽略了整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风气的良性建设，忽视了整体的行政善治，忽视了行之有效的官场反腐，在内地省份可以就事论事，但在敏感度高的少数民族地区，就会成为与民族矛盾纠缠一起的群体事件。

; Y% j: r, g' w) ?# q社会问题变为民族矛盾

聚啸山林总需要一呼百应，总需要有社会基础，朱欣研指出，这个“基础”不是可以临时拼凑的，而是积习而成的。其实汉族在民族地区也有受歧视的问题，不过能引发大规模行动的，不会是个别的歧视问题，核心一定是基本的生活和发展权利上的矛盾。

他说，既然在内地省份老百姓都能感受到教育、医疗和各种垄断企业的贪腐现象，民族地区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如果把这些矛盾指向是因为民族之间的分歧，就把焦点从要求改善政府治理转移到了民族本性，虽然能一时解脱官僚压力，后果就是民族事件的大规模爆发，而这个后果就不是改善治理能解决的了。如果总把问题归结为民族问题或反恐问题，除了人为地帮助制造出更多的热比娅式反对派领袖之外，无助事态从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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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E8 @4 T, T0 k" |9 A8 r* S$ Y多元文化疏导民族矛盾

5 |8 K* o7 i3 {, L! @7 [朱欣研认为，增加透明度才能达至和谐。“目前，中国有关部门尽快收集和公开事件的真相，曝光‘世维会’、热比娅与这次暴力事件的关系，让事实来说话。”他说，以中国目前的实力，不用害怕别人说三道四，不用害怕将国内的民族问题曝光。“只有增加透明度，才能让西方媒体和别有用心的人士无空子可钻。”

. k' g, q. y+ F1 Y; U' y“多元文化政策可以纾解民族之间的矛盾，”梁伟洪认为，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欣赏，才能孕育出“和谐社会”的细胞，才可有效地防止政治以外的滋扰。“加拿大某些多元文化的政策值得中国政府参考。”（更多评论见本期《环球华报》A2版“华人华声”）

; S! n% X1 \) C* c( J相关链接：新疆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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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 |' @, ^! s" x0 K9 Q) i5 G+ C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面积160万多平方公里，约占中国总面积的1／6。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蒙古8国接壤，边境线长5400公里，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和通向中亚、西亚、南亚乃至欧洲的捷径。

新疆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地区，境内共有47个民族成份。1998年末全疆总人口1747.3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62％以上。2009年统计，维吾尔族总人口达987万人，其中新疆维吾尔族941.3796万人，约占新疆总人口的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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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原是公元三世纪游牧于中国北方和西北贝加尔湖以南、额尔齐斯河和巴尔喀什湖一带的游牧民族。由于受部落间战争的影响，各部落分支逐渐迁徙西域（今新疆），先后曾被译为“韦纥”、“乌纥”、“袁纥”、“回纥”、“回鹘”、“畏兀儿”，以后才改为“维吾尔”，沿袭至今，是“团结”、“联合”之意。

( ~3 |" |, b) {7 s; j3 m- M2 w% A维吾尔族与突厥族同出与匈奴民族，后与西迁的回鹘人聚合发展成近代维吾尔族。清朝平定准噶尔之乱后，1762年在新疆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1884年正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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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魔杖